“几周前，我甚至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都不知道——我这个无知的人，竟然不看点“日报”！在书店的偶然把翻，恰巧让《地下室手记》的法文译本映入眼帘（同样如此偶然的是，我二十一岁遇到叔本华，三十五岁遇到司汤达！）亲和性本能（或者我该如何称之？）呼之欲出，我极度狂喜：我必须回顾一下我知道司汤达《红与黑》的时候，以便我想起同样的喜悦。（是两篇小说，第一篇在根本上是一章音乐；第二篇是心理学的天才绝作，一种对“认识你自己”的自嘲）。”
在发疯的前两年，尼采于偶然中知道刚去世几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了《地下室手记》后，他便如痴如醉地迷上了后者，于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同叔本华、如同司汤达，是让他惊叹的人。一个孤独的行者，在偶然中遇到知音，该是何等喜悦！何等快活！虽难以言表，却禁不住又要言表。于是，尼采继续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在自己的书中多加赞誉。也正是靠着尼采的多番美誉，陀思妥耶夫斯基迅速在德国得到关注，获得认可。
说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想起他的代表作《罪与罚》。里面诸多深刻入微的心理描写，无疑正中尼采的下怀。因为尼采总喜欢自称心理学家，而且还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心理学家。在《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做过一个可怕的梦。他梦见自己回到童年，大概六七岁时，和父亲一道于一个节日的傍晚在小城里散步。这时，他们看到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车却被一匹小母马拉着：
“可现在，真是怪事，这么大的一辆大车上套着的却是一匹庄稼人养的、又瘦又小、黄毛黑鬃的驽马，他常常看到，像这样的马有时拚命用力拉着满载木柴或干草的高大的大车，尤其是当大车陷进泥泞或车辙里的时候，庄稼人总是用鞭子狠狠地抽它，打得那么痛，有时鞭子劈头盖脸地打下来，甚至打到它的眼睛上，他那么同情、那么怜悯地看着这可怕的景象，几乎要哭出来，这时妈妈总是拉着他离开小窗子。”
而醉醺醺的车夫却让酒馆出来的同伴都坐上车，他要送他们回去。可如此瘦小的马，如何拉得动这么多人？车夫不但不怜悯它，反倒不停使劲地抽它。他以为，在重鞭之下，马就能飞快地奔跑起来了。在几个人上车之后，他还不停地叫人上车，一鞭又一鞭地抽打着马。后来又有人上去，也有人拿起鞭子，加入抽打的行列。他们鞭打马，目的早已不是让它奔跑起来，而是为了取乐，为了发泄，他们大喊，他们高呼，他们唱歌，他们吹口哨，他们嘿嘿笑。年幼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此刻却受不了这般的虐待动物，他离开了父亲的怀抱
在那匹马旁边奔跑，他跑到前面去，看到人们怎样抽打它的眼睛，照准它的眼睛猛抽！他哭了。他的心剧烈地跳动，泪如泉涌。打马的人中有一个用鞭子碰到了他的脸，他一点儿也感觉不到，他难过极了，大声叫喊着，向那个摇着头谴责这一切的、须发苍白的老头儿跑去。一个女人拉住他的手，想要领他走开，但是他挣脱出来，又跑到马跟前去。那马已经作了最后的努力，不过又尥起蹶子来了。”
马夫依旧在虐待小马，不过此时已经将鞭子换成铁棒，一棒又一棒重重打在马身上：
““打死它！”米科尔卡大声喊，他好像控制不住自己，从大车上跳了下来。几个也是满脸通红、喝得醉醺醺的小伙子随手抓起鞭子、棍棒、辕木，朝那匹奄奄一息的母马跑去。米科尔卡站到一边，抡起铁棒狠狠地打它的背脊。马伸着脑袋，痛苦地长长吁了一口气，慢慢断了气。”
他高声叫喊着，从人丛中挤进去，冲到那匹黄毛黑鬃马前，抱住鲜血淋漓、已经死了的马脸，吻它，吻它的眼睛，吻它的嘴唇……随后他突然跳起来，发疯似地攥着两只小拳头朝米科尔卡扑了过去。就在这一瞬间，已经追了他好久的父亲一把抓住他，终于把他拉出了人群。”
这个场景，或许已深深植入尼采的脑海。后来，一八八年五月十三日在图灵，尼采给友人写信说：
“昨天，我想象一幅道德上泪眼婆娑（moralité larmoyante）的画面，和狄德罗交谈。冬日的场景。一个老车夫，带有极其残暴的犬儒主义表情，比四周弥漫的冬天还冷酷，对着他的马撒尿。那匹马，可怜的、受虐的造物，四下张望着，充满感激，非 常 感激。”
将近八个月后，尼采的虚构成了现实。一八八九年一月三日，在图灵居所前的广场上，他目睹一个车夫在虐马。于是他走将前去，抱着马的脖子哭泣。此时，或许他回想起拉斯科利尼科夫的那个梦，或许也想起他曾虚构的那副画面，或许这便是他的“永恒轮回”罢。然而，不论如何，在他，的确实现了道德上的泪眼婆娑。一个鼓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人，一个强烈批判道德、批判庸人、蔑视同情的人，却终究免不了因对一匹马的同情而哭泣。这样的同情，也成了促使他发疯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个呼求超人的人，那个大喊高贵和真诚的人，那个赞扬权力意志和生命本能的人，在抱着马痛哭之后昏厥了。从此，他便告别了这个冷眼待他的世界。一个内心脆弱的人，才会不时要求自己应像犬儒那样，以大笑来抵抗自己的多愁善感，来抵抗自己的抑郁忧伤。一个心灵沉重的人，才会希望自己带着脚镣起舞、翩翩飞翔，而且要脱下衣服，赤裸地面对世界，大叫、欢呼和狂吠。冬日的严寒、世界的冷漠，终究战胜了他脸上的大笑。随着内心深处的同情被激起，他哭了。眼泪过后，在绝望中他毅然决然地告别了世界。那个大白天打着灯笼在集市上高呼“上帝死了”的狂人，无人理解且受人嘲笑，最后愤而扯碎灯笼离去。这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不，快乐的科学还未到来。那是极度的孤独，那是无尽的冰川，暗夜弥漫，曙光何在？而生命的漫游者，一生唯有同其影子交谈。当日薄西山，就连那影子也要离其而去，这又何等凄凉！何等悲惨！哲学家诗人荷尔德林后来疯了，诗人哲学家尼采最终也疯了，也许这就是宿命吧。在生命挣扎了十一个年头后，这位自由精神，虽随着旧世纪的终结而逝去，却开启了另一个崭新的百年。那一天，是一九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在魏玛。
1889年，图林的灾难降临了。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据说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
您听说过骥吗？那是一匹奔驰如飞，日行千里的好马。可就是这样一匹好马，它却已经很老了，不中用了，没人再会让它成为自己的坐骑，于是它只能去拉车。
有一次，它拖着沉重的盐车，想要爬上一段极陡峭的山路，它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蹄子都要裂开了，膝盖都要折断，从前飘逸的长尾巴如今像铅块一样坠在身后，浑身的皮肤满是创痕，胸前脖颈汗出如浆，溢出的汗水直流到地上。可即使这样努力，盐车却还是停在山路中间一动不动，马仍保持着向前的姿势，但仅仅是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倒下。
这时，最负盛名的相马专家伯乐驾着马车经过，看到这匹无助的老马，匆忙从车中下来，上前用双臂拥住老马的脖子，痛哭流涕，并且解下自己所穿的粗布衣服覆盖在马身上。这匹老马于是仰首悲鸣，声音一直传到天上，如出金石。
这故事不是我编的，是出自在两千年前的《战国策》里，故事原意是为了表达郁郁不得志之人对于愿意倾心与自己相交的君主的感激之情。但是原文写得极动情，想要表达知遇之恩，那说伯乐很悲悯这匹老马也就够了，可原文却是这样描写：“伯乐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一连用了三个之字，显得特别急切而又有紧迫感，写到伯乐的行为尤其显得夸张，不过是一匹马，至于吗？
《战国策》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大都出自战国游士之手，所谓游士，即怀揣着自己的抱负和才智奔走于各国之间，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一群人，如张仪苏秦之流就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但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不被人割掉脑袋当战功就是好的了，真正能成就自己理想的必然只是凤毛麟角，剩下的大多数人，只能是像故事里的老马一样，自认为是千里良驹，但结局却是拖着沉重的盐车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轰然倒地再也爬不起来。
对于这些人来说，即使当他们遇到了自己心目中的伯乐，那这伯乐如果仅仅是对自己赞扬一番，同情一番等等，这样一种安慰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更激烈的表达方式来宣泄内心的痛苦，就像有些人在被病痛折磨到极限时喜欢嚎叫或者骂娘一样，毫无意义，但是忍不住。于是故事里的伯乐在面对那匹老马时才会失态成那副样子。
但抱着马哭的尼采不是伯乐，写这个故事的人让伯乐哭，但显然那个伯乐指的也不是作者自己，作者是那匹被伯乐抱着哭的老马。尼采大概也想被人抱着哭，可是没有，当年的游士们同样想被人抱着哭，可是也没有，游士们最终选择写出一个伯乐抱着自己哭，而尼采不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个伯乐，于是就只好自己抱着老马哭了。
因为尼采觉得那匹马的处境就好像是他现在的处境一样悲惨而又不被理解，他同情这匹马，同情自己，鞭打在马身上的疼痛让尼采感同身受，所以尼采觉得那匹马就是自己。当人在抑郁的极端情形下，会很容易陷入一种内心的映射之中，“漫游的人你是谁？我看见你踽踽独行，没有嘲笑，没有爱，目光深不可测。”尼采的著作里有很多那种悲壮而疯狂的意象，反应的或许是他内心一种痛苦的追求。
动物没有意志，不能感受痛苦，因此只是机器——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哲学家、以“我思故我在”影响人类思想史的笛卡尔。
动物保护主义者、动物伦理思想者，可以尽情地鄙视他。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有一段优美的文字：
特丽莎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溃裂。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都灵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
这件事发生在1889年，当时尼采也正在使自己离开人的世界。换句话说，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时爆发了。但正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他这一动作的广阔内涵是：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尔向这匹马道歉。他的精神失常（这是他最终与人类的快别）就是在他抱着马头放声痛哭的一瞬间开始的。
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尼采，正如我所热爱的特丽莎——一条垂危病狗把头正搁在她的膝盖上。我看见他们肩并着肩，一齐离开了大道向下走去。那条大道上正前进着人类，“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
昆德拉的指向并非残害生灵的具体行为，而是“大道上前进着的人类”所持有的自负。而他对尼采的热爱，也促使读者重新审视这位古怪哲学家的行为及其作品。尼采在他的通信里，表达过抱住马脖子的欲望，因而“都灵之马”一事，总有人在讨论其真假。尼采留下过一幅照片，他站在一辆马车的马轭里，他的情人莎乐美站在马车上，手里擎着鞭子，正前方，他的朋友保尔·李面对观者，表情平静，好像对身后的事情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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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得那时没有“行为艺术”一说，否则，尼采的恋马情结恐难以得到认真对待。但是，“都灵之马”事件曾被视为他神经失常的一个证明，毕竟他后来发疯了。尼采的作品里都有一种迷醉的、疯癫的味道，他会发出启示录式的危言，在提出毁灭的危险的同时预期毁灭的降临。他在《快乐的科学》里写道：“我害怕，动物会把人类看作和它们同类的生物，只是有一种危险的倾向，会失去健康的动物理性——变成疯狂的动物，变成狂笑的、哭泣的、不快乐的动物。”
尼采是矛盾的，他渴望温暖，却又有一种对悲剧的病态追求，以至于沉入自己的幻想。
我个人认为可以参考尼采提出的“骆驼、狮子、孩子”三段论。所以尼采当时应该是动了慈悲之心，为这任劳任怨却又任人宰割的、作为绝大多数人类缩影的大牲口的命运落泪。
＂我不是跪你，我是为全人类的苦难下跪…＂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这一段，当悲情的杀人犯主角跪在苦命妓女索尼娅面前时如此说道。
尼采看到马被打，体会到他最初也跟马一样，背负了这个社会赋予的沉重的观念、和各种枷锁。尼采主张的人生不要迷茫不要懒惰，要超越自己，这对于马来说是没法实现的，马这辈子不能象人一样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变成狮子，变成超越自己的更好的人，马的命运像极了那些无法改变自己宿命的人群，所以尼采替马感到非常悲伤并为这个社会感到绝望，悲从中来，就哭了。
某答案强行把抱着马哭当做尼采发疯的主因，也忒小看尼采了点。我认为那只是比较单纯的同情。尼采的强者与弱者的理论绝对套不到一匹马上。马与人天壤之别。
“他那样的冷艳高贵，那样鄙视庸人，却是个心肠最软弱最需要人间温暖的人。谢谢答主，又涨知识了。”这种回复我真是受够了，侮辱尼采，大放厥词。
在你眼里的所谓需要人间温暖，无非是客观上尼采患有疾病与性格而导致的孤独，而在尼采的眼里凡人卿卿我我的人间温暖不过是他这样的巨人所蔑视的对象罢了。一个他这样的选手需要的伴侣只可能是接近于他水平且能相当程度理解他的生物，都灵而他的身边并没有这样的，选择孤独是相当优的一个解，他本人可以因此感觉到苦痛，但别人却绝不可以随随便便去表示可怜。
我平生最厌不过凡人以凡人心思揣摩超人思维，以自己的低LEVEL去解释比自己高出N个层级的LEVEL，都灵还自我感觉满足。
苏格拉底之死和尼采发疯，哲学史上的两个悲剧，一个是古典主义式样的，一个是浪漫诗意的。上帝死了，尼采疯了，难道还有谁比尼采更痛心上帝死了吗。
尼采真的疯了吗？大多数人应该不知道尼采还有一本书叫做《我的妹妹与我》，写于精神病院。 尼采明白人类的普通存在状态就是一种疯狂。
